2026年8月28日上午，3354cc金沙集团全球教席学者、芬兰赫尔辛基大学3354cc金沙集团教授、犯罪学和法律政策研究所所长、赫尔辛基大学中国法中心主任Kimmo Nuotio以“刑罚理论的反思”（Reflections on the Theories of Punishment）为主题开展了一场学术讲座。讲座由3354cc金沙集团研究员江溯主持，3354cc金沙集团教授梁根林、助理教授王华伟、吴雨豪担任评议人，以及多位校内外师生参与其中，活动反响十分热烈。
本文以文字实录的方式呈现讲座核心要点。
Kimmo Nuotio：
今天我想从政治哲学与刑事司法史的角度出发，分享我对芬兰及北欧刑罚理念的反思。
首先，让我们回到刑罚理论的传统起点。在传统观念中，刑罚被视为对个人错误的国家回应，其正当性建立在社会契约的基础之上。报应论——以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理想主义传统——强调个体自由，主张刑罚不仅仅是为了秩序与安全的治理，更关乎对个体自主性的尊重。随着预防理论的兴起，何种法益应当受到保护的问题成为焦点，刑罚的目的开始从回溯性转向前瞻性。
在预防理论中，英美传统与李斯特所代表的社会学学派都主张“认识罪犯，保护社会”，强调对犯罪人危险性的界定。北欧社会中的预防性拘禁制度正是这一思路的体现。特别预防包含警告效力与比例原则，北欧国家在20世纪初便引入了附条件监禁等制度。在数罪并罚的量刑问题上，北欧模式主张前科不应过分影响新罪的量刑，以更好地实现比例原则，形成一条“平缓的曲线”。
一般预防理论则分为消极与积极两个面向。消极的一般威慑建立在理性选择范式之上，如加里·贝克尔的法律经济学模型所描绘的“计算型决策”。但这一范式也面临行为经济学的反思，人类并不擅长估算概率。现实中的一般威慑往往在直觉上正确，但提高侦测风险或刑罚力度后，犯罪率未必相应下降，理性选择有时反而导致非理性结果。
积极的一般预防则将公民视为负责任的主体，通过刑法将社会的重要价值，如同宪法所规定的那样加以告示。这一路径建立在国家的正当性之上，使公民内化法律所表达的社会道德。在归责层面，需要将谴责与比例相结合，判断错误有多大。以醉驾治理为例，相较于以罪责为导向的模式，设定的血液酒精浓度限值、以清晰规则管控交通，体现了积极一般预防的思路。
关于法人刑事责任，存在两种对立的理解：法人究竟是理性逐利者，还是准公民负责任的主体？芬兰自1995年引入法人刑事责任制度以来，引入了合规机制，强调法人并非有组织犯罪的一种形式。
在替代制裁方面，社区服务、少年处罚或附条件监禁等，既具有警告功能，也包含支持与复归方案。但这同时伴随着污名化与边缘化的风险。
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，一个核心问题是：个体是主体还是客体？我认为，个人虽可能实施不法行为，但不应轻易被贬低为“麻烦之源”。一种包容性的政治范式与刑罚理论，应当将个体视为国家的拥有者，避免赋予其“敌人”的标签。芬兰的囚犯仍然保有投票权，正是这一理念的体现。
在危险性的问题上，我们应当将危险犯的概念限缩在极窄的范围内。即使是危险犯，也应有假释的机会、保留投票权，监禁应仅限于对自由的限制而不附加额外的痛苦。面对恐怖主义，虽然“敌人刑法”的概念被提出，但社会的回应仍应是文明的。国家在道德上应当高于恐怖分子或战争罪犯。欧盟的实践也表明，无期徒刑应当在20或30年后留有出路。
在少年司法领域，北欧模式强调福利与家庭支持。目前芬兰仅有11名青少年在押。恢复性司法则深受尼尔斯·克里斯蒂“冲突即财产”理念的影响，强调不应将冲突从社会中偷走。
从中可以汲取的教训是：刑罚制度的选择与政治理论紧密相关。应当区分政治法与警察法，将刑法与一般性的社会风险治理相分离。我们需要一种务实的理论，在不同层面和不同视角之间进行平缓化与综合化的思考。正如H.L.A.哈特所言，我们人类既非天使也非恶魔，正因处于两者之间，我们才需要以法律来安排我们的关系。
评议环节：
梁根林：
总体而言，我非常赞同Kimmo教授所阐述的刑罚理论——一种从政治理论与法学出发的、系统性的个人视角总结。报应、威慑、修复——在立法与个案量刑中实现包容、多元与平缓化，强调严苛刑罚与过度预防应作为最后手段，这些理念与中国学界的主流观点高度契合。
但必须承认，中国与芬兰面临着截然不同的社会情境。中国有着庞大的人口规模，以及城乡之间、沿海与内陆之间的巨大差异。因此，刑罚理论的适用必然有所不同。在中国，报应观念具有极其深厚的社会基础，调查显示，约80%的民众仍然认为“杀人偿命”是正当的。同时，约60%的民众支持消极的一般威慑理论。可以说，报应论与威慑论在中国社会中被广泛接受。
不过，在现实的刑事政策与司法实践中，我们同样可以看到类似北欧理念的方向。例如，醉驾入刑每年涉及约20至30万起案件，其目标正是提供积极的一般威慑事实也证明，这一政策显著改变了公众的日常行为习惯。在少年司法领域，刑事政策也在严厉与宽缓之间不断调整。我国刑法修正案虽加重了对特定犯罪的处罚力度，但恢复性司法仍然是少年司法的主要目标方向。此外，刑事诉讼程序中的调解机制，与中国传统理念以及和谐社会的原则相契合，这为刑罚理论的多元正当性提供了本土基础。
在此，我有两个问题请教Kimmo教授：
其一，在芬兰醉驾的罚金与吊销驾照，是否还伴随着其他附随后果？例如公职人员被开除、律师被吊销执业资格、大学教授被解聘等？在中国，即使没有发生事故，醉驾酒驾也可能带来严重的职业与社会后果。
其二，关于法人刑事责任。芬兰合规机制的引入如何影响量刑——在起诉阶段还是判决之后？合规是否成为减轻处罚的理由？
Kimmo Nuotio：
感谢梁根林教授的评论与提问。关于酒驾后果：在芬兰，虽然没有具体规定，但仍然存在社会舆论监督压力。例如在芬兰，有一个大报纸的主编因醉驾主动离职。社会性惩罚依然存在。关于法人责任，我的同事Jukka对此有更深入的研究。主要适用于环境犯罪等领域。在理论模型上，我们尝试将“同一视理论”（董事会决策）与“监督义务”相结合，形成一种综合模式，尤其适用于大型企业试图外化环境责任的情形。法律不能超越社会现实，这一点在芬兰同样适用。中国在吸收外来理念时，结合自身传统进行调适，例如调解制度的引入、少年司法的改革等，都体现了这种渐进式的本土化过程。
王华伟：
在中国，刑法理论界对刑罚论的关注相对较少，而更集中于总则与分则的具体问题。我非常赞同Kimmo教授所主张的不同理论可以综合运用的观点。公众观念与学术界的认知有时存在分歧——例如，公众往往倾向于重刑化，但实证研究表明，效果未必理想。我想请教的是，在芬兰的实践中，如何平衡专家知识与大众诉求之间的张力？
Kimmo Nuotio：
即使在芬兰，政治家有时也会基于简单的报应逻辑要求严苛量刑，而不咨询专家。这正是学者需要回到理论基础、持续发声的原因所在。即使有教育与宣传，社会深层仍然存在一种坚信严苛刑罚有效的观念。政治家有时会利用这一点，这是危险的，因为它挑战了基于知识的体系。欧盟范围内的民粹主义思潮更凸显了坚持知识型制度的重要性。
吴雨豪
在犯罪学中，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论路径：一种是关注代表性犯罪人的一般威慑理论，另一种是关注特殊预防与预防性拘禁的理论。刑罚的威慑效果通常被认为取决于其严厉性、确定性与及时性，这种理论是如何反映在芬兰或者欧洲的。
Kimmo Nuotio：
在芬兰等北欧国家，特殊预防中的预防性拘禁制度要求对犯罪人的危险性进行专业评估，通常由心理学专家负责。目前欧洲正在使用的包括PCRA，在上诉审中，法院往往也会使用类似的评估工具进行审查。在芬兰的实践中，从审判到量刑之间往往存在长达一年的间隔期，这是一个典型的两难：公正的结果与较低效率的司法制度并存。
Jukka Mähönen
关于“法人是什么”的争论由来已久——从19世纪德国的历史视角到当代的讨论。美国模式将法人视为逐利者，而欧盟则倾向于将其视为具有责任的“真实人格”。关键在于将责任具体化——是董事、员工，还是企业本身？这涉及注意义务的分配。挪威的路径则有所不同。
江溯：
今天我们从Kimmo Nuotio教授的讲座中，系统回顾了刑罚理论从报应论到预防论、从消极威慑到积极一般预防的历史演进，并深入探讨了这些理论在北欧及中国语境下的实践与反思。在中国，轻罪治理、附随后果的管控、法人刑事责任的确立等问题仍然是重要的学术议题。